d患永除”

沈充这一番话，可谓道破一个残酷的政治逻辑。所谓的礼法、政治，看起来是很复杂高端的概念，但是讲的直白一些，这些概念所解决的问题就是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和排序，而在这当中，没有人情。

沈哲子不愿接受禅让得国，全面否定晋祚法统，这从私人道德层面来讲，可谓是典型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些年来，他虚尊晋帝，窃持权柄，做晋祚朝廷封授的大将军也很快活，言则必称王事，行则必举大义。

结果刚刚撂倒了羯主石虎，一转眼就说我不是晋祚臣子，哄你们玩呢。这从人情上来说，是让人非常不能接受的。但是从治国层面上而言，他不得不如此。

汉献帝、魏元帝这二者之所以能够在失位之后尚能于新朝颐养天年，这当中有一个原因，在于魏晋幸媚得国，当然他们所献媚的对象并非君主，而是另一股重要的势力，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也是前朝所赖以成国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新朝各有归宿，除了极个别之外，对前朝几无追缅，前朝废君自然也就不成威胁。

可是在魏晋延续的政治逻辑之下，吴兴沈氏地位实在太低，这并不会因沈哲子一人权重而有所改变，只要这种政治逻辑得以延续下来，随着沈氏皇权不断的压榨世祚世禄这种世族传承方式的生存空间，反扑一定会发生。

如今天下世族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已经达到了空前衰弱，正是一断前朝的最佳时机。趁着沈哲子权势威望此际达于最高之际，让皇帝清清爽爽退位，不再以晋祚废帝而自居，也能最大程度避免皇帝在于后岁月中卷入此类政治风波的危险。

放弃一个虚名，换来余生安安稳稳，这同样也是沈哲子回报他那个壮夭的岳父以最大善意。因为随着新朝建立且开始运行之后，许多新的秩序都需要在斗争与磨合中产生，到了那时候，皇帝安危如何已经不是沈哲子想包庇就能包庇的了。

这当中有一个最简单的考虑，如果当今皇帝以废帝退位，那么在新朝有特殊地位的并不止他一人，还有沈哲子的妻儿，兴男公主与阿秀。

到时候，那些意图延续中朝政治逻辑的世族残余们如果还想一定程度上恢复中朝旧态，他们不会选择皇帝这个废君，而是会聚集在阿秀身边兴风作浪，或许不能于梁祖一朝翻转，但会寄大望于后嗣君王。

这是沈哲子所绝对不允许的，真要发生这种情况，他最理智的选择就是痛杀前朝废帝，震慑一众残余，保护住自己的妻儿。

正如沈充所言，杀持械之贼易，杀藏奸之贼难。

世族作为一股传承悠久的势力，其生命力之顽强并不特指某一家某一户，哪怕新朝这些清清白白寒素功臣，他们得势之后，难道不会有将权势地位永传于后的需求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魏晋那种政治逻辑，会让相当一部分人转变立场，成为制度复辟的急先锋。

这其中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同样是他们吴兴沈氏。原本的历史上，终东晋一朝，吴兴沈氏始终都是土豪武宗面目，一直等到南朝宋刘裕上位，沈氏才得于势位，并且在之后快速完成了士族化，而到了南朝沈约，更是以世族名流身份公开斥责当时一桩士庶通婚的时事。

比较搞笑的时，沈约所抨议这婚配两家其中的庶族乃是高平满氏，祖上可是曾经出过曹魏太尉满宠，中朝尚书令满奋，论及祖上阔绰，沈氏还是不及。

所以，新朝伊始，一刀两断，无复述古，无复追前，晋祚法统，全埋故纸，就此魂飞魄散

第1488章1483典午归命

这一次太极殿谈话，无论皇帝又或者沈充，可以说是都已经言及极为坦诚的程度。

事到如今，皇帝惟求一个体面的收场，而沈充也陈述桩桩种种理由，向皇帝说明他所认可方案之不可取。

其实关于后续种种，他们父子也早有定策，但很显然也不可能在此刻向皇帝和盘托出，不过他作为沈氏的家主，也向皇帝做出了保证，无论后续事情发展到哪一步，他们父子都会竭力保证皇帝的安全与荣养待遇。

这一次的谈话，并没有广为流传开来，一则如今的台城早已经空虚大半、没有太多的闲杂耳目，二则如今的沈大将军北伐完功、声势正是如日中天，时流更多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了洛阳。

皇帝要消化或者说接受这一现实，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有关大将军履极的最后步骤，却早已经悄然展开。

国丈卫崇由七月初抵达洛阳，代表江东朝廷，正式加封大将军沈维周为梁王，并将北伐论功助事概付行台。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桩礼仪，那就是北伐既然已经成功，自然是要祭告晋世诸先王，所以行台上下，也必须要开始准备迎驾事宜。

几乎与此同时，身在琅琊国负责修缮营建先帝故国的谯王司马无忌上报，工程进行过程中发生地陷，两代琅琊先王包括太妃等陵寝俱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损伤，向江东台城并洛阳行台告罪请示。

由此，典午归命的序幕正式拉开。

首先，梁王借行台发声表态，琅琊故国久荒，过往这些年人灾天祸难免，谯王督事诚是有责，但不及入罪，有司议论即可，朝野内外，概不得以此泛论及于妖异，大运昌隆，诸邪无侵，凡妖论惑众者，一旦查实，即刻系罪。

当然，行台的表态在这样一个微妙时机下，只会令时流对此关注更多。但是行台如今作为晋祚实际上的执政机构，既然有此表态，便等于在宣告天下，梁王绝对不会通过神鬼妖异之论而窥视大位。

可是轮到江东台城发声表态的时候，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往年途险国乱，祭祀难行，可如今河北大贼已除，祖陵生变，于情于理都该要亲望祭慰祖陵。可是行台迎驾礼仪也在进行安排布置，皇帝的行程就发生了冲突。

所以，接下来江东的皇帝究竟是前往琅琊故国祭祖，还是前往洛阳祭统，便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难题，取舍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未来天下大势的走向。

当然，身为皇帝总该是有特权，最起码面对这种两难选择的时候，还可以求助于旁人，付诸公论。

于是，整个七月里，河北大地剿杀羯国余寇的战斗仍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捷报频传，而在洛阳与建康这两大政治中心之间，世道氛围却已经行入到了下一步的节奏中。

经历过江东的多年考验与江北的连年攻伐，梁王权术应用可谓是达到一个极高境界，而其中有一个最为关键的心得，那就是不立危墙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