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来，一直是谨小慎微，处处忍让，获得了各国公使、领事的一直好评。虽然民间对他的风评不佳，但是官面混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各国公使也都很卖崇厚的面子，即便是混不吝的丰大业，也一直简称崇厚是个好人。
崇厚出身镶黄旗满洲，本姓完颜，是如假包换的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可谓是出身名门，累世显贵不绝，曾涌现出五代进士的佳话。崇厚自身也拥有举人头衔，这对于一个旗人子弟来说，已属不易。他真正发迹，还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说起。咸丰八年，崇厚便曾协助僧格林沁，襄理天津海防，开始频繁与西方各色人士接触。两载后，咸丰北逃，留下恭亲王奕欣处理和局，恭亲王毫不犹豫举荐才识练达、办事细密且谙熟洋务的崇厚作为左膀右臂。要知道，在一年前，咸丰还对崇厚之能力不以为然，曾质问过奕欣“崇厚人非出色，不解汝喜用其何才”。不过士别三日，崇厚的确已堪当重任，和谈期间其不辞劳苦，“于夷情猖獗之时，屡次出入夷营，备历危险，得以次第换约”。这等表现自然深获恭王赏识，不久朝廷颁旨，“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著加恩赏给侍郎衔”，由副局级干部一跃进入部长俱乐部，可谓殊遇。
崇厚能于仕途这般顺遂，与恭亲王之提携密不可分，故他自此舍命追随靠山，唯其马首是瞻。恭亲王台之后，请求朝廷设立数位通商大臣，处理沿海洋务。崇厚经恭亲王保荐，继续留在天津，出任三口通商大臣，一待便是十年。作为恭王嫡系，崇厚任后成为贯彻洋务改革战略之急先锋。他先是制定天津通商章程，建立对外机构，捋顺对外关系，紧接着又领命与普鲁士公使在津门修订条约。之后崇氏更是大量购置满洲船炮军火、编练了一支当时规模最大的由北满州教官协助指挥的五千人军队。当然最牛的举动，还要算崇厚耗时近五载终在同治九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制造局。可以说，在各地疆吏，崇厚绝对是对央新政跟得最紧的。一言以蔽之，洋务改革看津门，改革标兵数崇厚。
而且崇厚除了恭亲王这个大靠山之外，还有一些外援，他不仅和西方各国的公使关系不错，与北满州的关系也铁极了。崇厚可不仅仅是和松长青关系好，他可是有着通天能力的人，他能直接和果兴阿说话。北京和谈期间，崇厚一直是奕欣的特使之一，礼部会谈的时候，他也有份参与。一片翎顶之，果兴阿并没有注意到不算出众的崇厚，可是崇厚却与一个骂街特厉害的人搭了关系，这个人便是果兴阿的肱骨幕僚容闳。果兴阿出关自立之后，崇厚也没和容闳断了联系，时常有书信往来，个人关系极好。
容闳如今在北满州的臣队伍里地位超然，他不理实务，但却掌管着重之重的百项工程，而且在北满州的教育科学界影响力极大。皮润民和邹德归两大山头，对他也是积极拉拢，不敢有一点得罪。有这么一位大神在果兴阿面前替崇厚说话，崇厚自然有着大清任何人都拟不了的优势。果兴阿本觉得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自己把天津祸害的够呛，心里有些愧疚，再加容闳帮忙说话，北满州对天津的投入也很巨大了。崇厚本积极跟进朝廷革新的动向，北满州又大力援助，天津的改革进度自然便是最好的了。
然而，虽常年处理洋务，崇氏仍有自己的致命短板。崇厚是一个质彬彬的君子，有和蔼可亲的品德，但却不是一个外交家。崇厚处理外交问题尤其是争议纠纷的态度与恭王亦步亦趋，即典型的鸽派手法，忍让、妥协、冷处理、拖字诀，这是其惯用手法。故崇厚一向对外示弱的表现，早已令津门百姓不满，民间个个视其为卖国贼。
自打出事以后，天津城里的气氛紧张得快要崩断了，老百姓都在担心洋人会报复，官府要抓人偿命。各路谣言四出，各水火会和混混锅伙儿都在聚集会众，暗暗磨刀擦枪，准备拼一场。出了这么大的事，客商们自然都跑了，洋人也躲了，洋船也不来了，甚至连漕运都不通了。城里米粮不到，茶坊酒肆生意全无，各铺虽开却均无买卖。穷民失业，到处三五成群的聚集谋划，谣言也越传越离谱。
天津城因为连年灾害，成千万的灾民、混混靠在码头做苦力混生活，这下子可断了生计。民心浮动，即使是知府、知县手下的几千兵勇也大多是天津本地人，这个时候有个风吹草动的，他们也靠不住，整个天津城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桶。这时的天津官府又使出了贯用的一招，蒙骗
天津知府张光藻多次发布公告安民，对散布谣言者严查严办。同时召集那些惹祸的水火会首领，商界巨贾、士子名流召开座谈会，会他对天发誓说，洋人那里好办，打死了人只要赔些银两能应付过去，不用担心。况且这件事属于突发事件，没有预谋也没有主谋，你们各位不必担心自家的安危。杀人放火的是那些混混，我绝不向你们追究，你们该干嘛还干嘛，没事的他还说洋人来咱这，主要为了做生意赚钱，所以你们大家要注意保护其他国家的洋行，也别再跟教堂、教民为难了。这样如果法国人跟咱们过不去，其他洋人也会替咱们做主的。即使法国人不依不饶，你们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我会带你们去跟他们拼命。最后他还说，记住喽，你们想到的事儿，本老爷会替你们想到的，你们没有想到的事儿，本老爷也会替你们想到的，你们等听信吧
有了知府大老爷拍胸脯，水火会和各方面的人物，也都安静了下来，等待着这件事的结论，他们真的以为没事了。但是事情哪里会这么容易过去，张光藻刚刚忽悠完他们，洋人已经找门来了。法国公使罗淑亚联合英、美、俄、德、、西等七国公使照会清政府强烈抗议，要求彻查此案，严惩肇事者，并设法保护各地洋人及货产。
天津教案一出，全国沸腾，主要是那些士大夫们，全都主张与法国人硬碰硬。因为天津教案的缘由是谣传教堂用孩子作药引子，不管是真是假，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那帮读书人抓住这个借口大做章。此时北京的紫禁城里也吵作一团，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反对抑民奉外，另一派则主张妥协议和。然后这万机重担便被扔向了崇厚，你崇厚是三口通商大臣，天津是你管的地方，你不担待谁担待，可惜崇厚真的担待不起。
苦思冥想之后，崇厚来了一招金蝉脱壳，说成是拉人垫背也可以。崇厚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报告，交代事变原委经过，同时说明自己的尴尬之处，虽身为钦差处理外交，但军权在直隶总督手，行政权在道台、知府、知县那里，因此“负责管理通商事务，并无维持治安之责”，必须请直隶一把手曾国藩来主持大局。天津归属直隶，崇厚拉直隶总督来垫背，也算是应有之意。而且眼前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可是举国仰望的人物，把这尊大佛请来，绝对可以很好的掩护崇厚。虽然天津是个大坑，拉曾国藩来非常的不厚道，但急于自救的崇厚也顾及不了这么多了。而且曾国藩年事已高，崇厚身为满洲亲贵，也不怕这位曾剃头过后找自己报复。
恭亲王要是心领神会，同时他也知道崇厚根本摆不平，必须得有强力人物过去天津，所以隔天便命“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案件”。于是崇厚身的担子，立时便轻了一半，但是自救行动还得继续。紧接着，崇厚又折请求朝廷治罪。然而这篇折子的内容却着实巧妙，对于己之罪状，崇厚仅用“有负天恩”四字带过，而其余几位当地官员，下笔不可谓不狠，“天津道周家勋有表率之责，能先事豫防，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于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以致民情浮动，聚众滋事，均属咎无可辞”。按责任之轻重，“相应请旨将奴才治罪，天津府、道、县分别严议革职”。说白了，自己应当挨个行政处分，周、张、刘三人则必须丢掉饭碗。
对于崇厚的请求，恭王诸人再度顺水推舟，“著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寻吏部议、崇厚应降一级留任”。所谓惩罚，不过轻降一级而已。所谓留任，实为重用，只要案件处理得不太糟糕，崇厚便可安全着陆。崇厚固然是以邻为壑了，但其实也是没办法，洋人已经咬住了周、张、刘三人，照会里便要求严惩他们三个，到是崇厚人缘不错，没人找他的麻烦。
而曾国藩可是倒了血霉，这烂事他是怎么也躲不开了，年老多病的曾侯爷，只能抱着必死的决心奔赴天津。
第七百一十章抬棺出战
七年前剿灭发匪的曾大帅，如今已经垂暮了，早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反而是病体沉重。朝廷为了防止他成为第二个果兴阿，趁着他剿捻失利之际，连哄带骗的把他弄来了直隶。曾国藩的心并不抑郁，他拒绝果兴阿三分天下的时候，便早料到了会有今日，用他一身的荣辱换国的太平，他不吃亏。但他毕竟是了年纪的人，他已经六十岁了，他能豁达的看待世事，却没办法躲过疾病。
保定城里的曾国藩，已经吃不动驴肉火烧了，沉疴新疾一并而至，肝病严重又脾胃亏弱，右目失明，且伴有眩晕之症，进出皆需人扶持，否则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曾国藩是一代名臣，他并不是畏难退却之人，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别说天津是个大坑，是刀山火海，曾国藩也会毫不犹豫的跳下去。可是他的病真的很重了，实在经不起这长途的折腾，更没有精力去和洋鬼子勾心斗角。但是朝廷真的没人了，奕欣坐镇枢走不开，其他人不是分量不够，便是才不堪任。李鸿章在西南，左宗棠在西北，除了曾国藩，朝廷真的是无人可派了。
两宫太后的谕里全是“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商量口气，给足了曾大帅的面子，这下子曾国藩不得不赴津“彻底根究，秉公办理”了。和圣旨一块到的还有个物件，那是曾国藩为自己从江西的寿棺建昌花板，这不能不让曾国藩心有戚戚，此去天津凶多吉少。曾国藩没有像果兴阿一样骂一句“真他妈的不吉利”，而是平静的细细的交代了自己的后事。第一、此次赴津，带寿棺同行。第二、若身死，灵柩应回到老家湖南安葬，婉谢奠仪，概不收礼；第三、平生章、著述，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能刻板刊行于天下。
曾国藩还留了信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官、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驱，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左宗棠在新疆抬棺出战了，他的老冤家曾国藩也在内地抬棺出战了一把，不过曾国藩的仗要难打的多。
曾国藩收拾东西需要几天，可是他知道天津等不了，所以他便先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指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国藩表明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另外赴津之前，曾国藩还纷纷致函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们这些平日与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给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为卓见所筹及者，尚求见示一二，匡我不逮”。
思虑良久之后，曾国藩还是痛下决心，给长春的果兴阿也写了一封信。大清近几年大乱渐平，洋务运动也搞得不错，但是实力依旧是很弱，如果和欧陆强国划起来，肯定还是还是阿瑶吃亏的。但是如今国内一帮不通实务的秀才叫战不休，法国人也动不动用开战来威胁，这场大祸到底能不能消弭，曾国藩也是吃不准。虽然曾国藩已经做好了退让的准备，但是他还是需要果兴阿的帮手，只有北满州站在了大清的身旁，才足以威慑法国人。果兴阿素来是尊奉朝廷的，而且他也早放了话，不准许任何国家以武力侵略大清，曾国藩相信果兴阿还是会卖自己这个面子的。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两日后朝廷又下一旨，命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在曾国藩心，由保定赴天津，路途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则是一路向西，这根风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门熄灭。曾国藩也明白，如果自己对法国妥协，朝野舆论绝对饶不了他，自己的一世清名怕是要毁于一旦。可是他不能不舍弃自己的清名，大清正处于发展的时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开战的，他必须从大局出发，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得失。
怀着种种不祥的预感，直隶总督曾国藩一路颠簸由保定到达了天津，还没进城被数百乡绅、百姓拦了驾。百姓们跪倒轿前呈禀，声称教案的发生是由于崇厚遇事偏袒洋人造成的，要求明断天津教案。曾国藩心情更加灰暗，他这次不仅要得罪读书人，怕是连百姓的民望也要失掉了，只能下轿草草安慰一番，然后便洒泪离去。
法国方面也在继续施加压力，曾国藩刚进天津城，法国公使罗淑亚和主教樊国樑也到达了天津。直接到三口通商衙门与曾国藩、崇厚见面，罗淑亚口气强硬地提出四项条件：赔修教堂、礼葬领事、惩办官吏、查拿“凶手”。过了三天，罗淑亚又照会曾国藩，威胁曾国藩如不将张光藻、刘杰及天津提督陈国瑞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