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一程。

舞一程。

罗带春风结同心。

携手画中行。

到了扬州，杨逸接着刘青蒲的一道诏书，不得不抛下妻儿老小，独自快马赶进京。

诏书上提到了两件事，一件有关西北，随着仁多保忠、嵬名阿吴相继出任宋军骑兵主将，卓缨和南军司都统军乞力刚突然率众归附大宋，“贺兰贼”不断壮大，而辽国又自顾不暇，无力顾及西夏，西夏的局势越来越乱。

朝廷打算趁此机会袭取凉州，进一步夺取河西走廊。

另一件事，今年的河北、河东、京畿、陕西裁撤厢军的工作已经展开，朝廷并有意从裁撤下来的厢军中招幕十万劳力，拉开治理黄河的大幕。

这每一件事对大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掉以轻心的，因此刘清菁才紧急诏令杨逸回京。

治河的大幕终于要挂开了

自唐末以来，藩镇割据严重，五代各王朝战乱不休，长时期无人关注治河筑堤等事宜，这就造成了有宋一代黄河下游地区屡屡决口，给大宋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大宋立国以来，中下游地区发生决口事件已越过沁次。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黄河决于滑州韩林，东南流至徐州入淮水；

此后，黄河又于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天禧三年1019年、天禧四年，三次决口，河水夺淮，其中天禧四年的决口历时七年，泛滥郡县三十余个，被视为历史上黄河第七次较大改道。

到仁宗庆历年间，黄河决于澶州河南濮阳市之商妇埽，河道自大名改向北流，经冀州至乾宁军河北青县，而入海。

十年后，于仁宗嘉祈年间，又因在大名、恩州之间决口，遂又派生出流向德州、沧州至无棣县入海的一股。

从此黄河下游分作北流和东流好几股。

熙宁二年1089年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拉开了改鼻的历史大幕。

王安石搬行的一系列新法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便是农田水利法。

他当政后，不管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如何反对，果断地把二股河开修疏浚，把东流疏通后，把北流给堵住了；

在完成了这件事之后，他还在开封设置了一个“疏浚黄河司”，派人专门负责长年疏浚黄河，以防止泥沙淤积。

此举遭到了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大力阻挠和破坏，当时文彦博在大名府为官，认为王安石疏浚黄河的行为“天下指笑以为儿戏”。

并数次上书说：“浚川司浚河身，始末尽在河底，深浅固难详。”

这话就是说，你疏浚黄河，河道是不是变深了，泥沙被冲走了多少，咱们也没法潜到水底查看，这么干只会让天下人笑话，停了吧。

有些人反对理由更充分，哪怕只是局部地区的疏浚整治，竟也深恐因聚众治河，会引发大的叛乱；

别的不说，秦始皇修长城，致使渔阳鼓响；

隋焰帝挖运河，致使天下群雄并起；

这都是前车之鉴啊因此，咱们还是什么也别干的好

这样安全。

更有甚者还说“开河即浚治黄河如放火不开河如失火”，意思就是说治理不治理都一样。

很好，很强大持这种观点的人他家一定不在黄河边上

治理了，有可能引发河工闹事；

不治理，反正冲不到我家；

因此还是不治理的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裁军他们怕叛乱，治河他们怕叛乱，然而再没谱的意见，一但强大的一种程度，他就是真理，他就能起作用。

疏浚黄河司最终被撤销，治河工作停滞平来。

至无丰四年，黄河在澶州小吴埽决口，北注御河，大致沿着王莽河故道入永济渠，经清河等若干州县后入海，摧毁农田不计其数，损失极为惨重。

同时东流水势大减，河道淤塞更加严重，黄河总体上又恢复了北流的局面。

无裕年间，由于朔、洛、蜀几党忙于内斗，加上财税日渐缩水，冗兵、冗员日多，治河工作成效更差，使得水患频发。

这一次次血的教训，让革新派不得正视治河工程，现在革新派执政也有好几年了，几年来把外部环境犁了一片，至少不用再多提心辽夏趁机进犯了，治河工程便正式提上日程。

杨逸回到东京时，正好赶上一场热烈的治河朝议。

庄严的金銮殿上，百官齐聚，共议治河事宜。

都水监勾当公事李承宗一上来就提出，把今年裁下来的二十万厢军全部征调为河工，并在全国开征河役免夫钱。

所谓的河役免夫钱由来以久就是向百姓专门征收治理黄河的赋税，此法在王安石施行免役法后，就基本被废除了，李承宗急于求成又想开此恶倒。

别人怎么想杨逸不管，他绝对不同意再开这种口子，今天治河收河役免夫钱，明天打仗又要收战争税这算什么事

杨逸出班奏道：“治河工程浩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急于求成只会使得民生凋敝，祸乱丛生。开征河役免夫钱此举更是不可取，自绍圣无年统一税赋以来，朝廷除正税之外，就免去了一切杂税，若是再开此倒必定民心尽失怨声载道。”

确实统一赋税，官绅一体纳粮，已经将举国士绅得罪完了，若再开杂税，则普通百姓也必将心寒彻骨，那朝廷可就危险了。

因此杨逸出面反对后，很多人都表示支持杨逸所言，李承宗的提议当即被否定。

然而事情很快又陷入另一个僵局那就是“北流”和“东流”之争。

自从黄河北流以来，是顺黄河北流，还是将其导回东流两者之间的争论就没停止过，无祷年间旧党争了十年，没争出外结果来。

现在又来了。

一直以来，黄河中下游的治理，与大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密切关朕，并产生了相互的影响，并非单纯的治河问题。

以前，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在朝廷有大量“冗兵”，而在抗御辽国、西夏的斗争中，却长期处于被动局面；

执政者也自然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与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体系结合在一起；

希望借助黄河这一天险，来加强北方军事防御。

可以说，防御辽国始终是朝野士人在治河工程中、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在澶渊之粤后，治河工程的开展，更是多与大宋国策、军策的制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宋以防边为重的基本策略。

总的看来，在以前特殊的环境下，大宋一方面要加强对黄河的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发挥黄河防御辽国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导致了朝廷长期疲于应付治河与御辽两条战线，在以前的客观环境下，这也是因形势所迫而形成的一种无奈局面。

现在朝堂上再次陷入这种争论，是依然有许多人无法消除、把黄河纳入军事防御体系的想法。

现在辽国疲弱了，大宋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