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学问精深，而且表达能力极强，往往能鞭辟入里，深入浅出，将很复杂的道理以浅显语言阐述出来，通俗易懂，又不会让人产生歧义。

面对强到这种程度的对手，就算想找茬，恐怕也很难啊。

袁崇焕站在那里，脸色难堪，心里开始懊悔，早朝时自己太轻敌了，不该把争主考这种大事，草率地押在对方身上。看眼前情形，不仅没让任真出糗，反倒是会成就他的又一美名

“西陵那群饭桶，提供了错误的情报，这次可把我们坑惨了”

他心里兀自暗骂，只听高坛上的任真说道：“接下来，咱们再来讲解这句纪侯大去其国。”

这时，袁崇焕目光骤亮，嘴角挑起一抹阴鸷的笑意。

发难的时机到了。

这本书里，我把四书五经设定成儒家修行体系，前面也已经引用过其中的不少名句。下一章，我要上干货了，用春秋里的真实语句，来跟大家展现一下，这部书是如何微言大义的。在开书以前，前期筹划，我确实读过四书五经。文章千古事，下一句叫得失寸心知，意思是，文章是传之千古的事业，而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己心里知道。

第256章讲春秋，论复仇

刚开始看这章时，可能会有些不耐烦。但是我保证，沉下心读懂这段历史后，就能明白我写这段的必要性了。任真是要借古喻今。

纪侯大去其国，是春秋里备受争议的一句话。寥寥六字，背后却蕴藏极深刻的意蕴，引起后人的无尽揣摩，莫衷一是，至今未有定论。

这句话说的是一桩史实，纪国被齐国灭掉。

在春秋初期，有很多弱小诸侯国，它们要么成为大国的附庸，要么被灭掉，这是混乱割据的常态，屡见不鲜。

对于这种常态，至圣孔子是不认同的，他认为春秋无义战，所以在修撰春秋时，他往往直抒胸臆，批判礼乐崩坏后的弱肉强食。

譬如记载楚国灭萧国，他就直接写“楚子灭萧”，笔锋简短有力，以楚子称呼楚王，毫无敬意，抨击这场无道吞并战。

然而，在齐国灭掉纪国这件事上，春秋的写法却不一样，并未像看待楚王那样，写成“齐子灭纪”，而是委婉地换作“大去其国”，其中的态度转变耐人寻味，琢磨不透。

春秋笔法严谨，微言大义，诸多细微的表达差异背后，都别有隐情，绝非至圣随意而为。所以，后世诸家学派在注解这句话时，各执己见，产生巨大的分歧。

擅解春秋的学派有三家，其中，公羊家在公羊传里如是写道：“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

这段话很晦涩，翻译过来就是说，孔子之所以没直言齐灭纪，是为了表达对贤者齐襄公的敬意，认为这场战争是齐襄公的复仇之战，雪洗当年蒙受的屈辱，并非不义之战。

一言蔽之，公羊学派认为，至圣孔丘将复仇看成天经地义的事，足以赢得他的赞赏，所以他支持齐襄公的讨伐，才没一概而论，按通常笔法来写。

然而，针对同样一句话，左家学派的观点却截然相反。“大去其国”，在左传中的注解是，“不见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辞。”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并非齐军荡平纪国，驱逐百姓，而是纪侯主动选择离开故国，率领百姓外逃避难，所以用“去”。“大去”的意思是，永不复返也。

纪侯举国逃难，这一举动非常震撼人心。在国破人亡的悲惨境地下，纪侯连夫人都无法埋葬，就大去其国，这是何等的悲壮。

所以，在左家学派看来，至圣如此记载史实，不但不是对齐国的褒奖，反而是对纪国灭亡的悲愤，充斥着强烈的谴责。

两家自圆其说，从一句话里能衍生出针锋相对的理念，可谓背道而驰。在解读春秋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到处都有争议，而“纪侯大去其国”，则是最泾渭分明的一例。

所以，当听任真念出此句，袁崇焕就立即意识到，反击的机会来了。

自春秋传世以来，两家争了数十年，始终未分高下。无论任真持何种观点，都无法让另一方信服。即使他语出惊人，提出新的见解，也无法驳倒现有两家的观点。

这是个著名的死结，任真一旦触及，绝无解开之理。

高坛上，任真仿佛一无所知，依然淡定自若，徐徐说道：“对照前面的例子来品味这句，我认为至圣的态度很明显，他意在维护齐襄公，推崇齐国的复仇之举，所以没有一概而论。”

他选择站在公羊家的立场。

他当然知道，春秋无义战，齐国伐纪也不例外，历史上的真相并非复仇，同样是一场恃强凌弱的兼并战争。换句话说，他心里明白，左家的立场才是对的。

但是，他支持公羊家。一方面，他不想把春秋真解倾囊而授，存心想藏一些私货，故而刻意曲解真意，小小地误导世人。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缘由，他要宣扬复仇这种行为。

几天前，他在京城大开杀戒，将两大血案同时翻出，就是为了报仇雪恨，让沉冤昭雪。如此举动，已然赢得京城百姓的认可，他们心里替任天行和襄王打抱不平，庆幸苍天有眼。

此时，他在万众瞩目的场合下，于情于理，都应该借前事喻今事，从治学角度，为自己的复仇大义提供理论支撑。

连至圣他老人家都赞成复仇，谁还敢认为这是狭隘之举

任真话音落下，场间群儒立即听出来，他的观点跟公羊家吻合，跟左家相反。

于是，还没等太学门人出面，承袭左家学说的书生们就先不乐意了。

一名中年文士起身，打断任真的宣讲，振声说道：“先生认为，齐襄公出兵是为复仇，在下不敢苟同，心里有一些疑惑，想请先生当场赐教。”

任真朝此人淡淡一笑，并不意外，“说吧。”

中年文士不假思索，“众所周知，先生所说的两国之仇，并非在齐襄公当政时结下，而是远在齐哀公时期。两者足足隔了九世，已经过去那么多年，齐襄公还喊着替老祖宗复仇，这难道不荒唐么”

他陈述的这些，确是事实，也是左家拿来反驳公羊家的惯用手段，这么多年，一直是个死结，双方谁也无法推倒对方的证据。

所以，中年文士开口，老话重提，一点都不新鲜，很容易将解经拉回到旧有的轨道上。任真若无法提出新观点，回击这一质疑，那么这场讲经也只是循规蹈矩，并无新意可言。

此言一出，立即得到许多文人的声援。袁崇焕盯着任真，也感到幸灾乐祸，看他如何解决这道由来已久的难题。

任真抬手，示意大家安静，不慌不忙地道